荐书|《奎文萃珍 • 石桥五百尊罗汉像》

《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拓于清嘉庆三年(1798)。该组石刻规模宏大，以线刻形式将五百罗汉像摹勒上石，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生动传神。此《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拓本，传拓精美，法度谨严，生动地再现了石桥五百尊罗汉像形神毕肖的形态。

五百罗汉在佛教典籍中多有记载，一般认为有两种说法：一是佛在世说，一是佛灭度说。佛在世说，即释迦牟尼在世时度化众多比丘，比较亲近的约有五百位，此五百位罗汉追随佛陀左右，聆听佛陀教诲，称为五百罗汉，《增一阿含经》《十诵律》《法华经》等佛典均持此说。佛灭度说，认为释迦牟尼涅槃后，其嫡传弟子们将佛陀在世时所讲佛理集结为《经》《律》，并编辑成《论》，参与这些工作的弟子便成为罗汉。两晋时期竺法护所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便记载了佛灭度后，迦叶尊者与五百罗汉第一次集结。此后又有多次类似的集结活动，每次集结都由大弟子们召集五百位罗汉集法，五百罗汉之名遂由此生。

佛教典籍中所载五百罗汉，可以理解为释迦牟尼在世时的真传弟子和涅槃后的佛家弟子。此“五百罗汉”当非指特定人群，而“五百”之数也应为虚数，这也是不同地域五百罗汉造型及具体数量不同的重要原因。五百罗汉在中国的流传肇始于东汉，两晋有所发展。进入唐代，寺院壁画常有“释迦弟子”、“十六罗汉”、“传法二十四弟子”、“传法六十罗汉”等有关罗汉题材。唐开元时期，著名匠人杨惠之在河南广爱寺塑五百尊罗汉像，泥塑五百罗汉像由此为发端。五代时期，五百罗汉像创作之风兴起，此时期的长安画家朱繇将五百罗汉入画，促进了五百罗汉题材的传播。宋代统治阶层推崇佛法，雍熙元年(984)宋太宗于天台寿昌寺敕造罗汉像五百十六身，为五百罗汉在宋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此后，大中祥符元年(1008)河南辉县白茅寺成五百罗汉像，宣和六年(1124)山东长清灵岩寺成五百罗汉像，而南宋杭州西湖净慈寺僧人道荣所塑五百罗汉像，因能够很好地表现每尊罗汉的独特个性而成为代表，并成为后世寺院建造罗汉堂、塑造罗汉像的范本。到了清代，禅宗兴盛，五百罗汉造像遍布全国，如浙江海宁安国寺罗汉堂、广州华林寺罗汉堂、北京万寿山罗汉堂、武汉归元寺、河北承德罗汉堂、四川什邡罗汉寺罗汉堂、重庆罗汉寺罗汉堂、昆明筇竹寺等均塑有五百罗汉像，惜现多已不存。

五百罗汉在清代的发展与清初统治者大力宣导佛法不无关系。以乾隆皇帝为例，他笃信佛教，为庆贺其母后六十大寿，兴建万寿山大报恩寺及五百罗汉堂，并以虔诚恭敬之态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亲撰《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凡四千一百一十七字，无一字有怠笔。统治阶层的模范作用，带动了各级官吏的向佛之心，《石桥五百尊罗汉像》的拓印便有此背景。胡观澜在像后刻跋中云：“伏读太上皇帝御制《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发光明藏，证菩提心，一切三千大千亿兆庶众，仰窥天藻，身历化城，无不踊跃欢喜。谨重订五百罗汉之名号，并仿摹净慈之法像，鸠工勒石，冀垂久远。”由此可见，此石桥五百罗汉之拓印与乾隆皇帝兴建万寿山五百罗汉堂不无关系。胡观澜(1732~1802)，字露涵，号双湖，安徽庐江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时任常州知府。

此《石桥五百尊罗汉像》拓本还附有清嘉庆三年(1798)刘权之撰并书《五百罗汉像赞》，对石桥五百罗汉像刻石有生动描述，赞云：“应真五百，殊相堂堂。少丛显迹，震旦流芳。神通具足，变化靡常。图摹杖履，笔审阴阳。朗同星列，次比雁行。有瘦而削，有颀而长。有白而皙，有老而苍。有示游戏，有现端庄。有麟其车，有云其裳。种种会意，作作生芒。”其对刻工亦不乏褒奖，云“篆刻工巧，神采飞扬”，可谓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