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双楫 | 仲威先生再度推出《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

金石双楫

仲威先生再度推出《纸上吉金——钟鼎彝器善本过眼录》，汇辑了上海图书馆钟鼎彝器全型拓之佳拓240余件，每件拓本选取题跋丰富者，书中涉及题跋者140余人，为研究19至20世纪上半叶金石学之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本书编排按照乐器、食器、酒器、水器四大类，乐器细分为钟、鎛、句鑃；食器细分为鼎、鬲、甗、簋、簠、豆；酒器细分为爵、角、觚、觯、尊、壶、卣、罍；水器细分为盘、盉、匜。

文字部分，先著录器物形制、器物流传和器物铭文，再著录拓本鉴藏、拓本题跋、拓本尺寸等。

图片部分，既有拓本全图，又有局部，部分附器物原图。凡涉及到版本鉴定者，适当插入考据对照图。

书后附有《题跋者人名资料索引》，方便查阅。

纸上吉金序

上海图书馆藏有25万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占绝大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形拓片占比却极低，仅二千余卷轴，不足馆藏拓片总量的百分之一。再环顾国内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机构，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从中可见，金文和全形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种，究其原因是，钟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贵，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方要员，不是博学通人，就是贤达乡绅，其中也不乏巨商大贾，但凡在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经史，或精于小学，或笃嗜鉴赏。因此，过去一直将钟鼎彝器美称为“吉金”，只有富贵贤达者才能拥有，也正因为是“吉金”，故较少传拓和流通，与同属“金石”范畴的“石刻”——历代碑刻的传拓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再结合上海图书馆“吉金”拓片来分析，钟鼎彝器收藏者与“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叠的，而且都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朋友圈中，试举要如下：

1、乾隆晚期至嘉道时期：

孙星衍、阮元、张廷济、程文荣、叶志诜、曹秋舫、许梿、徐渭仁、刘喜海、吴式芬、程洪溥、甘熙、张庆荣。

2、咸同至光绪初期：

吴廷康、冯桂芬、吴云、陈介祺、金传声、蒋光煦、汪鋆、许延暄、陆增祥、沈树镛、王锡棨。

3、晚清时期：

杨岘、杨继震、沈秉成、潘祖荫、吴大澂、李宗岱、陆心源、方濬益、王懿荣、盛昱、裴景福、费念慈、刘鹗、端方、王仁俊、丁树桢、郭荫士。

4、清末民初时期：

吴昌硕、王秉恩、潘飞声、章钰、邹安、罗振玉、周庆云、庞泽銮、徐乃昌、丁麟年、张广建、褚德彝、刘世珩、赵时棡、张增熙、奚光旭、溥伦、王绪祖。

5、民国时期：

叶为铭、周湘云、李国松、刘体智、奚光旭、周进、柯昌泗、王文涛、冯恕、童大年、王福庵、叶恭绰、高时敷、张玮、吴湖帆、容庚、孙鼎、李国森。

从这份“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者名单中，不难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这一名单中，由此可见，“金石”收藏圈有既独一又重合的现象，以独一为主，重合为辅，“金”、“石”收藏基本沿着两个并行的轨道在发展，“金”类收藏者人数少，参与者大多是高端人群，“石”类收藏者人数多，带有平民化倾向，类似于花费不高，乐趣多多的“农家乐”，故碑刻一般美称为“乐石”，两者合一就是“吉金乐石”。

这种“金”与“石”分门别类现象，主要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无力者嗜好残石砖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与研究功能外，还有一个书法欣赏与临摹功能，“吉金”属于三代古文字，其释读、认知与欣赏需要较高的知识门槛，不像“乐石”那般大众化、通俗化，士农工商的日常书法学习大多依靠碑帖。这就造成了“吉金”与“乐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关系中所占份额差异极为悬殊，这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差异中已经可见一斑。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只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进、发展、普及的过程中，带动“全形拓”技术手法亦日臻完善。

在上海图书馆馆藏近千件“吉金”卷轴中，偶有留下少量传拓者的姓名，早期传拓者还是收藏者、文化人自己动手，传拓吉金铭文为主，随之出现了传拓全形高手，后期才出现专业拓工，也有少数文化人以“客串”助兴形式参与其中，但彼时拓工身份卑微，大多没有留下名姓，即便留下姓名的拓工，其生卒年皆难以查考，只能依靠其传拓器物的主人，大致推测其传拓的时间段。这些传拓者为后人研究“吉金”传拓提供了技艺传承的珍贵信息，兹将馆藏拓片中出现的“吉金”传拓者举要如下：

1、嘉道时期：

钱坫、阮元、何元锡、阮恩高、赵懿、汪芝云、释六舟、杨铎。

2、咸同时期：

吴云、陈介祺、汪鋆、姚宝佩、李锦鸿、程六皆、张玉芹、许延暄。

3、清末民初时期：

戴彦生、林福昌、王石经、吴重憙、王同愈、朱春塘、吴冠英、胡子英、郑文焯、焦山鹤州、刘雏翥、尹伯圜、吴昌硕、吴隐。

4、民国时期：

王秀仁、李汉青、黄廷荣、陆树声、王文焘、周希丁、邹祖宪。

其中，不少名家藏器的传拓者相对固定，有“特聘”意味，如程木庵藏器，大多出自六舟，吴云藏器一般出自李锦鸿和张玉芹，费念慈藏器多为王同愈所拓，端方藏器出黄少穆之手，李国森藏器则由王秀仁承包。

本书收入的“吉金”全形拓，记录了全形拓从出现、发展、鼎盛、衰微的全过程，为研究“吉金”全形拓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吉金”全形拓的价值判断，积累了一些还不是十分成熟的观点，现分享给广大读者，与大家一同探讨，大致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1、传拓器物——“吉金”的文物珍贵程度，是国宝重器还是普通彝器，这是价值判定的基础。

2、器物铸刻铭文字数的多寡，是价值评判的前提标准，其铭文书法的优劣、铸器工艺的高低、器物纹饰的精粗，都是价值评定的后续因素。

3、价值判断的核心依据，不在全形，而在铭文。“铭文”部分，才是一件全形拓价值体现的真正主角，全形只是配角，仅仅起示意图的作用，不可本末倒置。

4、“吉金”原器毁佚者、流往海外者，其传世全形拓的价值亦随之陡升，这是传播稀少的叠加因素。

5、名家题跋，才是“吉金”全形拓的亮点所在，其人文价值的附加值不容小觑。“吉金”全形拓一般多是名家藏器、名家监拓本，拓工亦多为民间高手，这是“吉金”器物的珍贵性决定的。有无藏家和拓工钤印，有无名家题跋才是全形拓身价的体现。

6、如果撇开铭文因素，单看全形拓，其主要部件是否出自“吉金”原器，传拓时间的早晚，多是评判基础。全形的视觉还原效果则是次要因素，早期全形拓有“古拙美”，后期“逼真美”，追求“逼真美”是全形拓曾经的一个发展过程，但它永远无法与“摄影”与“油画”匹敌，“逼真”应该不是全形拓追求的最终发展方向。

笔者在编撰《纸上吉金》一书后，认为钟鼎彝器拓本最大的看点还是历代的名家题跋。清代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无外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基于此，不难看出，传世名家题跋的吉金全形拓集以上四项功能于一身，即存其目，录其文，图其形，述其史。名家题跋内容大多围绕经史、小学、义例展开阐发，考其时代，述其制度，释其文字，为“证经订史”服务，极少涉及书法艺术评述，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才是金石学研究的方向和意义。

本书收入的钟鼎彝器拓本，多为笔者近十年在上海图书馆碑帖库房故纸堆里整理发现，出于对金石拓本的喜好和敏感，故对此犹为珍视。可惜的是，我本人一无先秦史的学术背景，二无古文字的功底，只有对金石拓片传古的一片热诚，能力与水平皆有限，只能土法上马，边学边干，先易后难，两年前出版的《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就是一次探索和尝试，随之而来的读者鼓励和鞭策是我近年前行的动力，这本《纸上吉金》既是我对钟鼎彝器学习研究的“学步之作”，也是开启我“金石双楫”职业生涯的一个“坐标起点”，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己亥十二月十九日，仲威写于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