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侃 | 呼唤者与被呼唤者的相应
杭侃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观展”栏目第三辑《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将要付梓，首先要感谢各位作者不离不弃的支持。“观展”是2015年创办的“源流运动”的一个栏目，创办“源流运动”的初衷是想搭建一个“考古・艺术・设计”交流平台，“考古”科学地提取原始信息，“艺术”加深我们的人文修养，“设计”影响今人的生活。“源流运动”希望通过这一跨领域平台的建设，搭建一个连接古典美好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图｜《观看之外》系列丛书
这个想法在2015年几乎是一种奢望，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源流运动”不能说在推动这场潮流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多大的作用，但至少是“预流”。展览作为与社会大众沟通的直接途径，是“源流运动”期望予以重点关注的领域，我们希望通过“观展”栏目向读者推荐一些有想法的展览，从而促进文博行业展览水平的提高。我们当然想做到展览批评，哪怕某些批评会有争议，但批评既需要第一手的资料，又需要有批评的环境，所以，“观展”还是选择了一条温和的路线，主要介绍一些“有想法”的展览。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组织教育活动58.3万场，接待观众15.6亿人次，相较于这个数字，我们“有想法”的展览还是太少了，以致“观展”在编辑中最难的部分，不在于“写作”，而在于“选择”。
其次要感谢文物出版社，“观展”栏目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甚至是在读的本科生，在纸媒和出版行业受到严重冲击的当下，还坚持投资出版这样一本“青涩”的文稿，只能说文物出版社是一家“有想法”的出版社。
图｜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安吉考古大学堂”
《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分为四个主题：内容、理念、方法和人群，其中“内容”中推荐的两个展览都是以考古材料为阐释对象的。中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所以中国的博物馆很多都是历史类的博物馆，而在历史类的博物馆中，用考古材料支撑的博物馆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选择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安吉考古大学堂”和吴文化博物馆的“考古探吴中&风雅颂吴中”作为研究对象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吴文化博物馆“考古探吴中”“ 风雅颂吴中”
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套专业术语，这种专业的研究方法也影响着考古工作者的思维。考古发掘出来的实物与当代人之间存在着时空之间的隔阂，考古人沉浸其间，孜孜不倦，但并不等于把考古发掘的实物按照考古人的思维摆放出来，就成了展览。20年前，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在《读书》杂志上谈“考古围城”的时候说：
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
图｜杭州西湖博物馆“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
葛兆光先生在多卷本《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大量使用考古资料，但是，他在《槛外人说槛内事》中也感慨：“它（考古学）的‘文化’‘类型’‘地层’，在发掘报告中有它特定的涵意，那种看上去规范而整齐的考古简报常常冷冰冰地使人无法运用他的想象力，多年以来，考古学尽管在大学总是与历史系有缘，但是，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却始终自我封闭地在运用很接近自然科学的语言、格式，当外行人读他们的报告时，要么觉得他们的话让人难懂，要么觉得他们是在自言自语。”
20年后，“考古围城”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理念去阐释？“以中国博物馆最习惯的历史知识为例，是展/教历史史实、历史方法、历史观点还是历史阐释？这实际上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图｜杭州博物馆“‘粮道山18号’计划:杭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特展”
乔治E・海因（George E. Hein）在《学在博物馆》中曾提出对今天的博物馆教育影响颇深的四个教育理念，即说教、发现、应激与建构。关键是如何建构？现在的技术手段当然为观众的建构提供着新的可能，但更关键的是要考虑接受的人群。本书开头的两篇“学者谈”都是富有启发性的。第一篇“博物馆是一处特殊的学习场所”的受访者刘玲博士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她强调博物馆展览的内容与学校传授知识的结构不一样，“在博物馆和博物馆展览中，学习方式是独特的”，“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综合实践活动课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学科的研究性学习，类似于大学里的课题研究；另一类是社会实践活动。但很多学校只是将综合实践活动理解为后者，这样就会导致综合实践活动流于表面，而无法引导学生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
这让我想起北京大学附中面向元培学院高一年级的学生开设的“走进云冈石窟”的探索课，这门课既有在云冈石窟的实地参观考察，又根据学生的兴趣，设置了系统的在校课程。通过研讨式的学习，同学们汇报自己对云冈艺术的认识，相信这种基于兴趣开展的综合实践课会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图｜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语言人：探索语言的神奇”
第二篇文章的受访者魏戈是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副教授，他更直言“开办博物馆不等于提供了博物馆教育”，也正如编者之一的王思渝博士所言：“我们对教育一词的理解也是时而狭隘、时而散漫的。狭隘的时候，我们把知识和说教当作教育唯一的可能性；散漫的时候，我们盲目地相信，只要观众看到了展览，观众便得到了教育。”
一所博物馆就是一座大学，现在去博物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是台湾媒体人李俊明在2004年出版的一本图书），如今博物馆日益成为公民终身接受教育的场所，其中办展览是实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主要方式，问题是展览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教育，一个展览的内容如果不被参观者理解和接受，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图｜首都博物馆“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特展——‘辉煌中轴’专题展”
所以，为了达到博物馆展览的教育功能，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如何做好知识输出（这个工作通常由博物馆展览的各个环节构成），还要研究受众群体（既然是终身，就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不同人群）的参与与接受行为，这种参与、接受和建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这种不断的变化应该成为博物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之所以强调博物馆学的这一特性，是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博物馆学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相比较于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协会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博物馆”的定义一直在变动，而考古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自诞生以来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变化不大。我认为博物馆学既要研究博物馆的不变，也要研究博物馆的变，基本的观点我在《博物馆的不变与变——致敬苏东海先生》一文中有所阐述。
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教育的本质是心灵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说学校的教育是程序化的教育，那么，博物馆的教育则是兴趣化的教育，更需要呼唤者与被呼唤者的相应。
2026年2月20日写于杭州瓶窑
2026年3月12日改定于北京万寿庄宾馆
（选自《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