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举办新书分享会
2026年7月8日，《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博文书社成功举办。《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是“观看之外”系列的第三部，聚焦展览与教育主题。展览与教育是共生共存的互惠关系。一个好的博物馆展览必然具有教育的底色，而教育的魅力则在于帮助并引导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主题。在这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阐释视角、展品理念、数字技术等多重因素会从不同方面作用于展览信息的传递，进而影响观众的感知。那么，当下的展览是怎么回应展览与教育这对关系的呢？
《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
本次分享会邀请到主讲人——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毓、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赵桂玲，点评人——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玲，并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员王思渝作为主持人。
首先，赵毓博士和赵桂玲博士基于自己的研究，就展览与教育主题进行了分享。
赵毓博士既是《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的编者之一，也是书中“安吉考古大学堂”展览的策展人。他认为博物馆的教育不是为了塑造一个知识量非常充沛的观众，而是唤醒一个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古代社会、对于历史感兴趣的博物馆观众。他结合“安吉考古大学堂”的策展实践，对该展览的策展逻辑进行介绍：展览首先试图通过设置多个介绍“考古”基础知识的环节，展示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帮助考古零基础的观众了解考古学，建立考古思维，为理解后续展览内容做好前期铺垫；之后按照“城”“墓”“物”三个维度介绍安吉地区的历史，而这三个维度正是考古学家在面对一处没有前期研究基础的遗址时脑海中的基本思维结构。展览中还有一些互动展项，比如设置饮食工具、交通工具等几个类别的磁吸图板，每个类别中既有文物也有现代工具，观众可以通过手动排序了解考古学中相对年代的概念。简单而言，“安吉考古大学堂”展览拒绝单纯的考古知识灌输，而是授人以渔，旨在帮助观众建立考古思维的同时，更好地呈现展览内容。赵毓认为，博物馆展览不直接等同于教育，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惠的关系，他将观众参观博物馆展览比作一次“举枪射击”，只要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对展品、说明文字、展厅设计、展览叙事等板块产生兴趣，那么博物馆教育的齿轮就在此刻开始转动，教育的种子便如同子弹从枪膛中射出，至于因展览点燃的思绪会飘向何方、延续多久，我们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静待博物馆展览发挥教育作用时刻的到来。
赵毓博士分享
赵桂玲博士是《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一书中“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展览的展评人，她首先从education、pedagogy、后博物馆的教育、建构主义几个概念入手，试图厘清学校教育与博物馆教育的区别。教育是文化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过程，而博物馆教育培养的是观众欣赏文化元素并为它着迷的能力，博物馆教育不是“一定”要让观众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通过其参观形式的特殊性“可以”让观众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在走向“后博物馆时代”，后博物馆的教育重视与观众日常经验相结合，增强与观众的对话，激发观众的情感和想象力，引导观众生成自己的知识建构并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赵桂玲以初具建构主义雏形的生动案例“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展览为例，讲述展览推出宋小南这个角色，并在另一个角色——考古学家罗博士的带领下一步步了解兰若寺大墓的规模、地点、出土文物、年代，并最终推测出墓主人身份的过程，带领现场听众体验了一次考古推理，同时也完成了一场逻辑建构。正如“兰若寺”展览策展人所说，她并不认为观众看完展览便能够成为考古学家、古建专家，如果展览能够引发观众的思考和兴趣，让他们有继续探究的兴趣，那就很好了。
赵桂玲博士分享
接下来，在王思渝的主持下，杭侃教授与刘玲研究员对以上两位博士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并对“展览与教育”话题展开了畅聊。
王思渝：老师们认为，在中国博物馆界，教育与展览处于何种关系呢？两位老师背景不同，杭老师可能更倾向于从业者视角，刘老师更基于教育学背景，我们期待了解一下不同的角度和观点。
杭侃：我其实不太喜欢用“教育”这个词，很多观众观看展览是为了感受，甚至休闲，这样也未尝不可，他们用自身的经历在与展览互动，所以与其将展览说成“教育”，我更认为博物馆是另一种“学习”场所，是终身学习的场所，如何让这个场所在社会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同时，我认为博物馆的“变”与“不变”也值得大家思考，博物馆不应该变的是藏品收藏、藏品研究等基本职能，而要“变”的，是针对近几十年社会快速发展、参观人数的增加、参观人群的变化，参观者对博物馆与知识的态度变化等而做出的相应改变，而这些改变是不够的。
刘玲：我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基于自身身份，我本能地把博物馆作为教育场所，我自己做教育研究，希望学生在玩中学，在做中学，2008年北京学校努力联合博物馆开展教育，但开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错位情况，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其次，我认为把博物馆展览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是具有必要性的，我希望现在的孩子能够在具象的展览和文物中，具身感受自己的先辈如何创造奇迹，感受自己国家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最后，目前将博物馆展览作为一种“有质量”的教育，我认为是“奢侈”的，展览参观是有门槛的，中小学生甚至成人透过文物展品了解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是有难度的，且现在有众多娱乐性的东西作为诱惑，如果博物馆希望更大程度地实现展览原本想达到的效果，就需要更有同理心，在取悦大众与引领大众间找到平衡点，将展览作为教育内容去策划。
王思渝：徐天进老师曾经说过，观众需要做一些功课再参观博物馆。这涉及一个问题，博物馆对观众抱有怎样的期待，展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博物馆希望观众从中收获的东西是什么？
杭侃：观众是多样的，说到教育不能只说青少年，所以要做分众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2025年云冈石窟参观人数达到528万人次，其中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手段。我在《了不起的石窟》中写过一篇序《石窟观看之道》，是一篇石窟的观看指南，对于想了解石窟的观众来说是一篇可读的入门文章，所以我认为博物馆应该给予观众一定的引导，同时也要尊重观众的习惯，他们可能会基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产出一些独到的看法，两者是需要平衡和兼顾的。
王思渝：《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一书中专门设置有“人群”章节，即是对分众研究的初尝试，但可以看到目前博物馆展览谈及教育时仍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这就值得我们畅想，如果分众研究有了更多成果，是否可以在面对外地游客和本地人、面对老年人和青少年时，都有不一样的展览方式。
刘玲：其实我认为博物馆对于观众的迎合也是适度的，“做好自己”也很重要，策展人首先是基于展品做出展览内容，当然如果在策展中有教育意识或者相关的方法论是更好的。观众在参观时就是在建构文化认知，参与文化体验，这样的文化认知和文化体验会潜移默化地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杭侃（右）、刘玲（中）与王思渝（左）三位老师对谈
王思渝：刘老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博物馆要有自己的坚持，这个“场域”有自己的魅力和能量，种下一颗“种子”，不知道会在哪一天“发芽”，但这就是教育的意义，也是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区别，博物馆参观有更多的自由度。这就引出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现代技术进入博物馆，两位老师认为在博物馆展览中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同时又能够更好地达到“教育“的目标？
杭侃：以云冈石窟为例，异地展示云冈石窟时，如果仅限于展示实物，那么受客观条件限制，只能展示小件文物，无法感受到云冈石窟的震撼，数字化技术便能够帮助我们展示出云冈的“真容巨状”。当然这是一个合适的数字化。不建议过度使用数字化技术，比如一个地方的中小博物馆建立球幕影院。
刘玲：我非常赞同运用数字化技术作为展览内容的补充，但是我站在博物馆展览作为教育资源的角度，我认为博物馆和数字化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互斥的。有两个例子，我曾经在参观穆夏版画展的时候，了解了很多他的版画作品，我突然萌生了去捷克的冲动，但是当看到展览的最后，数字化技术将穆夏的更多作品以非常清晰逼真的效果展示出来后，我想不用去了，我已经看到了。另一个例子是，今年3月我参观位于腾冲的国殇墓园，这是我第三次去参观，却是我第一次参观那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讲述加上国殇墓园的现场视觉冲击，让我泪流满面。基于两个例子，我想表达的是，具身学习和现场感带来的触动是其他无法代替的，在数字化，甚至AI盛行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具身体验。博物馆要做的是“守住”这种体验感。
王思渝：两位老师提到了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冲击，我希望数字化和博物馆展览在互斥的基础上，也能够做到互补。《观看之外：展览即教育》收录了至少两个大量运用数字化技术的展览，对此做了一些探讨，数字化进入博物馆必然是一个行业趋势，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