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石 | 汉代两叶屏风考 —— 兼论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

       屏风是中国传统家具之一。《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这是文献中关于“屏风”的较早记载。东汉刘熙《释名·释床帐》谓：“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屏风不仅具有挡风、遮蔽、间隔等功用，其材质、造型、纹饰等包含大量信息，体现了时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当时富者之屏风极尽奢华，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称：“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西汉羊胜和淮南王刘安均作有《屏风赋》。

       古代文献中关于屏风的记载很多，所记屏风的种类也多，具体所指还需逐一甄别。根据考古发现可知，按遮蔽面，汉代屏风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以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屏风为代表的独扇式，呈形，仅遮人后面；二是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屏风为代表的三面合围的三扇式，呈形，遮人后面和两侧；三是本文所论的两扇式，曹操墓出土石牌上有“两叶画屏风”之名，呈或形，遮人后面和一侧。根据考古出土屏风实物、图像和文字材料，结合同时期相关文献记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试对两叶屏风的命名、形制、功能、时空分布与源流等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   两叶屏风的名与物

       河南安阳曹操墓出土一件“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刻铭石牌（图一∶左），可知墓中随葬一件三尺五寸的两叶屏风。但仅从文字内容看，“三尺五寸”究竟指的是什么尺寸，以及屏风的具体形貌、材质及使用方式等情况，均不甚明了。仔细考察墓中遗物，发现该墓被盗追缴的2块画像石上有3处屏风图像。其中一块画像石上部残，刻划一男子正面跽坐于一画屏前，头转向右前方看向对其躬身施礼之人（图二）。另一块画像石刻划对坐夫妇二人，身后各设一画屏，二人中间有一侍者，旁边地上摆着樽、案及杯等（图三）。从图像看，这三处屏风形制相同，均由近正方形的两扇近直角相交而成，高度达到跽坐之人的头部，但未超过头顶，长度则可完全遮蔽一人之躯；屏风均有四框，屏面纹饰均为菱格纹和云纹。将石牌所记与屏风图像结合起来考察，发现文、图相符，可互证。石牌刻铭中的“三尺五寸”指的应是长、高均为三尺五寸；“两叶”指的是两扇，结合在一起而成两叶屏风；“画屏风”指的是施画的屏风。西汉尺长为23.1厘米，与秦尺长一致，新莽时期尺长也是23.1厘米，东汉尺长为23.5厘米。据此，石牌刻铭中的三尺五寸按东汉尺长应合82.25厘米，与该墓画像石上刻划的屏风与人的尺寸关系相符。因此，石牌刻铭中的“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当指画像石上的此类屏风，即此类屏风当时称为两叶画屏风，名与物相对应。

       汉代屏风材质多样，目前考古发现有木、木框纱面、石、陶质屏风。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彩绘木屏风，由边框和底座构成，框间粗纱已朽。石、陶质屏风或专为随葬而做。山东临淄商王村墓地85号东汉墓前室西北角设石祭案，祭案南侧耳室门边立石插屏风。河南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出土的陶屏风形制很小，属明器。文献记载汉代还有云母屏风和琉璃屏风，如《西京杂记》载赵飞燕为皇后，其妹赵昭仪送了三十五件礼物，其中有云母屏风和琉璃屏风；谢承《后汉书》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

       曹操墓随葬屏风的材质石牌上未记，仅记“画屏风”。关于“画屏风”，文献中有一些相关记载。羊胜《屏风赋》曰：“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列，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汉书·叙传》载：“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礼记·名堂位》郑玄注曰：“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焉。”《太平御览》卷七〇一引《三礼图》曰：“扆纵广八尺，画斧文。今之屏风，则其遗象也。”《后汉书·宋弘列传》载，光武帝时，“弘当讌（宴）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汉代漆木器盛行，木画屏风为汉代权贵所青睐。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二一七号竹简记“木五菜（彩）画并（屏）风一，长五尺，高三尺”，三号汉墓出土二七四号竹简记“木五菜（彩）画并（屏）风，长五尺，高三尺一”，简文所记与墓中出土的漆木彩绘屏风实物可相对照，但实物尺寸比简文所记略小，其中一号墓出土实物长72、通高62厘米，三号墓出土实物长90.5、通高约64.5厘米。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也为漆木彩绘屏风。文献记载，汉成帝的赵昭仪所居昭阳殿“中设木画屏风，文如蜘蛛丝缕”。这些木画屏风使用者身份高贵，为皇帝、诸侯王及列侯级别。综上，笔者推断曹操墓随葬屏风亦属木画屏风类。

       曹操墓随葬两叶屏风尺寸较小，仅可供一人使用。《初学记》卷二五引服虔《通俗文》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三尺五曰榻”指的应是独坐小榻。上文所论曹操墓出土屏风长、高亦是三尺五寸，二者相合。该屏风应与此类形制的小榻配组使用。该墓画像石上的图像显示，屏风上面均有低垂的帷帐，二者亦配组使用。《西京杂记》载：“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又载：“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史载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所用“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考察曹操墓出土刻铭石牌，其中M2∶318上刻“广四尺长五尺绛绢斗帐一具构自副”（图一∶右）。此斗帐尺寸略小，广合94厘米，长合117.5厘米，正可与三尺五寸（82.25厘米）的两叶屏风相配使用。

二   两叶屏风的形制与功能

       两叶屏风大致可分为小、中、大三种形制，与坐具结合使用，分别适于一人独坐、二人共坐和众人广坐。

       （一）一人独坐

       该类屏风及坐具均较小，供一人独坐使用。其组合方式可分为一人独坐、两独坐相对、两独坐并排三种。坐具席和榻等均以独坐为尊。

       上文所论曹操墓画像石上三处屏风画像均为一人独坐式，其中两处为各自独坐的夫妇对坐。同样是河南出土东汉画像石上也有两叶屏风图像，见于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前室出土画像石（图四）。画像石残块形状不规则，四周刻卷云纹框，框内刻宴饮图。帷帐下的两叶屏风将画面隔成左右两部分，屏风内一高大的主人背屏而坐，旁有二人从樽中酌酒侍候。屏风后面有四人，近屏风者持便面站立，其余三人席地而坐宴饮。该墓出有石虎形座和狮形座，两座长皆33厘米，高分别为26、25厘米（图五∶1、2）。有研究者认为该画像石应为安在石座上的屏风。考察残存画像石的尺寸，从线图所附比例推算，画像石长约81.6厘米，两侧似为原边，则长度为原长，但下部残，残高约39.6厘米。从画面左下角看，已至底部边框，下部残缺部分可能很少。如推测无误，那么此画像石作为屏风的话，其高度显然是不够的。其实墓中还出土一件石座，石上雕刻出两兽的前半身，呈90°相交，分别长12.5、11.5厘米，底座厚4.5厘米（图五∶3、4）。笔者认为上述三件石座可组合在一起，作为屏风的底座，屏风应为两叶式，其质地以漆木质地的可能性最大，而与之共出的彩绘漆片可能即是漆木屏风的残存部分。

       同样的两叶屏风还见于辽宁辽阳东汉墓壁画，包括棒台子一号墓和三道壕车骑壁画墓，其内容均为家居饮食图。

       棒台子一号墓右耳室右壁和左耳室左壁中间均画一男子坐于榻上，黑帻红袍，前设几、案，后设屏风，榻前和屏风后均有侍者，其形象较主人稍小（图六、七）。墓主可能为郡守级别的官吏。

       三道壕车骑壁画墓中有三处屏风壁画，分布于左耳室的左、前、后三壁，其中左、后壁的壁画保存较好，可明显看出是两叶屏风。后壁壁画绘朱幕下一男子头戴黑帻，身穿长袍，坐于榻上，前设几、案，后设屏风，屏风后立高髻侍女二人（图八、九）。左壁壁画绘夫妇对坐饮食，朱幕下男主人头戴黑帻，身穿长袍，坐于榻上，前设短几，后设屏风，屏风后立二侍者；女主人坐对面榻上，头戴簪簂，身穿红花衣、白素裙，前置圆案，后设屏风，屏风后立一侍女，在两榻之间亦立一侍女（图一〇、一一）。从该壁画可看到两独坐使用屏风的相对组合形式。关于该墓年代，主要有东汉中晚期和汉魏之际到魏晋之际两种观点。

       考古资料中也有两独坐使用屏风的并排组合方式，见于山东安丘韩家王封村汉墓出土的画像石图像，其中的拜谒图有两独坐屏榻并排组合形象（图一二）。画像年代为东汉晚期灵、献二帝时期。

       （二）二人共坐

       该类屏风及坐具稍大。共坐于屏前榻上的二人，或为宾主，或为夫妇。江苏邳州东汉彭城相缪宇墓前室西壁横额画像石上的宴饮图表现的是屋内两位宾主共坐于一两叶屏风前，两人之间有一曲足几。屏风旁一侍者手捧樽，其后有两人登梯上楼，二楼外廊有四位高髻妇女凭栏远眺（图一三）。

       二人共坐的两叶屏风还见于河南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C1M120。东壁壁画绘朱幕下夫妇二人端坐于榻上。男主人戴黑冠，穿红袍，左手端盘，盘内置杯。女主人梳高髻，裹一紫红双色抹额，发髻上插一步摇，身穿白地红点长袍，双手拱于胸前。榻前设几、案，其前立一侍女持勺从樽中舀酒。榻后设两叶屏风，其后立一仅露出头部的侍女（图一四、一五）。

       夫妇共坐于屏前榻上的情形还见于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其前石室东壁下石画像老莱娱亲图中，老莱子父母共坐于两叶屏风前的榻上（图一六）。

       （三）众人广坐

       该类屏风较高大，坐具较宽大，可供众人广坐。西汉邹阳《酒赋》曰：“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曳长裙，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粱肉焉。乃纵酒作倡，倾碗覆觞。”类似这种广坐宴饮娱乐场面见于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该墓西壁绘有大幅壁画贵妇宴享图，画上女主人和女宾等七人跽坐在带矮足的木榻上，榻后设高大的两叶屏风。屏风两侧各有一侍女从屏风后探出身子。榻前方有呈“八”字形排开的两排坐席，席上各有五位跽坐的女子在观赏乐舞。席前分别放置有案、杯等饮食器具。在榻、席间有一女伎执红飘带起舞。值得注意的是，榻上还设低矮围屏，围合了前、左、右三面（图一七、一八）。

       东汉时期，大型宴饮场合也使用两叶屏风。河南新密打虎亭一号墓北耳室西壁石刻画像，其南、北两幅画像相连：主人坐于两叶屏风前，面前设几、案等；主人两侧各有四位宾客成排而坐；主人对面也设两叶屏风；宾主周围有一些侍女。此宴饮图中，主人独坐于屏风前，突显其尊贵地位；其对面的屏风则为众人所设，并开屏门以供出入（图一九、二〇）。该墓北耳室东壁南幅石刻画像和东耳室甬道北壁石刻画像中也有类似较高大的两叶屏风，均设屏门。上述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屏风也设两扇屏门，可向外推开。

       山东金乡朱鲔石室石刻画像上有多幅屏风人物图，表现的也是家居宴饮场面。屏风多为两叶式，还有三处为三面合围式。三面合围式屏风的一侧屏扇均为二折式，可向外开阖，以便于出入。如位于北壁的第七幅画像，帷幔下，两处屏风呈“丁”字形摆放。正面屏风为两叶式，屏前坐四女子。左侧屏风为三面合围式，其左侧屏扇为二折式向外开阖，屏前坐二女子。二屏风前均置一几。几前和屏风两端、后面有一些侍女（图二一）。朱鲔石室为东汉晚期或稍后的作品，祠主应是东汉时期官秩约二千石的中高级官吏或富豪。

三   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复原问题

       根据上文对汉代两叶屏风的讨论，可以探究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屏风的复原问题。该墓出土一件青铜镜及其漆木构件等，对于其名称、器形、结构和使用方式等尚存争议。

       青铜镜位于主椁室西室中部靠近西壁处，断为数块。经发掘者清理拼合，对镜框上的文字进行释读后确认为衣镜，并对其形制进行了复原（下文称为复原方案一，图二二）。衣镜由铜镜、镜框和镜掩构成。青铜镜为矩形，长70.3、宽46.5厘米。镜背有五个半环状纽用于固定在镜框上。长方形镜框由厚方木和背板构成，出土时裂为七块，拼合后残长96、宽68厘米，内嵌青铜镜。镜框表面髹红漆。镜框正面绘一圈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中间两侧为仙人（东王公、西王母），左侧为青龙，右侧为白虎，下方图案不清。背板以黄色粗线在四周绘有方框，方框内有两条黄色粗线将屏风分为大小一致的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的格局基本一致，中间彩绘相向而立的二人，每人头部后上方标有人物姓名，两侧墨书该人物的传记。镜框顶端有两个铜钉状物的残留，下部两侧有两个铜环，在内框内还保留有一个铜插销。镜掩与镜框通过左侧的两个铜合页连接，可开阖。镜掩残损严重，只有较大的两块还能辨识，正反两面都有彩绘和墨书文字。正面的墨书文字部分暂命名为《衣镜赋》，对衣镜的功能及上面的图案内容进行了描述；彩绘图案有仙鹤（或为朱雀）等。反面为孔子弟子图像和传记。

       有学者对衣镜有不同的复原方案（下文称为复原方案二，图二三、二四），认为：“镜盖应有两扇，分别由两个合页与边框相连，总宽如镜宽；同时，每扇又分两板，亦由合页连接，中间的两板略宽、上绘玄鹤，近边框的两板略窄、图像不明。”“《衣镜赋》所述仅限标本M1∶1415主体部分（青铜大方镜、漆木边框、蜚豦底座），无涉标本M1∶1582的主要部分（漆板、底座）。以上两个编号的主要部分各有底座，竖立摆放，自成一体，合为一组。”并且指出：“此组文物的形制与性质兼顾了‘衣镜’与‘屏风’，既可做衣镜‘修容’，又需为屏风‘侍侧’。考虑到器物的组合关系与图像的完整性，故将其性质定为两扇式嵌镜屏风，以‘屏风’为定，兼顾‘衣镜’，总而名之曰‘镜屏’。”

       上述复原方案二较具体，复原两个标本整体组成一镜屏。笔者认为该复原方案大致不谬，但具体细节可再探究，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是“两扇式嵌镜屏风”的组合方式是否各叶自成一体、合为一组？有无其他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从河北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出土的同类屏风实物得到启示，其屏风是以铜合页将两叶紧密结合在一起。还有上文探讨的两叶屏风画像，经仔细观察，屏风的两叶也并非独立，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推断，刘贺墓出土屏风的两叶之间或也应以大致相似的方式结合。实际上刘贺墓中与屏风共出的遗物即有铜合页，目前的复原方案均将铜合页作为镜掩与镜框间结合使用 ，笔者认为也有可能用于两叶屏风之间的结合。如此，该屏风的屏座就仅需三个，与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出土屏座相似。

       二是屏风的使用方式问题。据复原方案二，其使用方式是遮在榻之一角（图二五）。实际上，根据上文的探讨可知，这类两叶屏风的使用方式，大致是遮蔽榻之两面，二者尺寸基本相适。刘贺墓出土的两叶屏风尺寸略小，大致仅可遮蔽一人之躯，推断该屏风适于刘贺一人独坐使用，其坐榻的大小应与屏风尺寸相合，屏风遮其两面，即主人的身后和一侧，主人面向几、案而坐。

       三是衣镜的朝向问题。复原方案二是衣镜背对榻上之人，朝向外面，使用衣镜时，人要转到镜屏后开镜修容。问题是，复原镜屏的高度不足1米，加上底座略高些，但也无法供人站立使用，须在榻上才能使用。如将衣镜朝外，使用衣镜时则需在镜屏后面另设坐具，颇为不便。而将衣镜朝向榻上之人，在榻上就能使用，才合理。

       四是镜掩的开阖方式问题。复原方案一是镜掩与一侧镜框外侧以铜合页方式结合，镜掩遮盖镜框。复原方案二是镜掩只遮盖铜镜部分，镜掩有两大扇，每扇又分两板，以铜合页方式与镜框内侧相结合。此外，还有一种复原方案与复原方案二接近，只是镜掩只有两大扇（图二六）。笔者认为依此方案复原的镜掩形制相对简洁、大方，方便使用，亦与镜掩上左右对称的图案相适，似更合理。

四   两叶屏风的时空分布与源流

       根据笔者的统计，汉代两叶屏风见于江西、陕西、江苏、辽宁、山东、河南，其中河南最多，山东其次，辽宁再次。出土实物很少，以画像资料为主。“墓室建筑装饰中的屏风，其性质除了强调墓主的中心性外，还可以用于区隔不同场景或烘托大的场景，同时也展示了屏风的日常使用情况。”这些两叶屏风的使用者多为墓葬或祠堂的主人，具体反映了他们的家居宴饮生活情况。还有少数两叶屏风为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故事画像中的人物使用，如曹操墓中的石刻画像和武氏祠中的老莱娱亲图石刻画像。出有两叶屏风实物和画像的汉墓和祠堂，其主人身份地位很高，能够确定的均为官秩二千石及以上官吏。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两叶屏风集中于东汉中晚期，可视为其流行时期。两叶屏风的使用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国国王墓出土一件精美的漆木屏风，残存屏板漆皮、铜构件和屏座。屏座为错金银的铜犀、虎、牛各一件，背上皆有带銎口以供支撑屏身的支柱。屏风的铜构件有合页、活轴挂钩、卯眼套件、铺首、吊环、圆孔方形饰片和活轴拉手。屏面为髹朱漆的厚木板，中间有两道厚木条格带，四周边框髹黑漆，其上彩绘鸟纹和水涡纹。复原屏风长2.24、宽1.1米，可展开与折叠（图二七）。这件漆木屏风当时应放置在共出的方形小帐中。小帐顶中高约2.1、边长约2.7米。从尺寸上看，该屏风和小帐均比前文所论曹操墓随葬者大很多。

       汉代以后，两叶屏风仍有使用。辽宁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的右小室正壁上绘男墓主像，他端坐在小帐中的榻上，头戴冠，右手持麈尾，面前置红方案，背后有朱色两叶屏风。榻右侍立一人，黑帻长袍，捧笏面向主人，头旁墨题“书佐”字样。屏后侍立三人，均黑帻长袍，捧笏面向主人。榻左有一侍者，画面模糊不清（图二八）。墓葬年代为西晋。

       朝鲜黄海北道安岳3号墓西侧室的西壁中央有墓主冬寿的画像。他手执麈尾，坐在小帐中两叶屏风前的榻上。墓主右侧有“记室”“小吏”二人，左侧有“省事”“门下拜”二人。这些人有的持笏站立，有的拿着笔和简等（图二九、三〇）。冬寿六十九岁“薨官”，年代是东晋“永和十三年”，亦即升平元年（357年）。冬寿为辽东人，官于高句丽22年。该墓直接继承汉代画像墓，是汉墓和高句丽的壁画石墓的中间环节。朝鲜南浦市江西区台城里1号墓前室西龛男墓主像（图三一），手执麈尾，坐在两叶屏风前的榻上，榻前设几，榻旁屏后均有侍者。该墓与安岳3号墓同期，时代为4世纪中叶到5世纪初叶。

       目前考古发现的两晋时期两叶屏风主要见于辽宁辽阳和朝鲜两晋时期墓葬壁画，呈现出由辽东向高句丽流传趋势，这与人员的流动密切相关，如冬寿即为辽东人，曾任前燕司马，后逃亡于高句丽。值得注意的是，两叶屏风的画面内容发生了变化，由流行宴饮图像变为流行墓主执麈尾而记室等官吏在侧的图像，其中原因值得探究。

五   结 语

       根据曹操墓出土刻铭石牌、画像石图像及相关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知，该墓随葬了两叶屏风。其属木画屏风，尺寸较小，供一人使用。使用方式是两叶近直角相交，遮蔽跽坐之人的后面和一侧，并与大小相适的坐具和斗帐组合，前设几、案等。

       考古发现的汉代两叶屏风基本有小、中、大三种形制，与坐具相结合，分别适于一人独坐、二人共坐和众人广坐。用于广坐的屏风较高大，有的设屏门，以方便出入。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木画屏风，复原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总体上看，刘贺墓出土的木画屏风继承了战国两叶屏风形制并有所创新，集衣镜与屏风功能于一身，形制较小，可供独坐使用，其上所绘孔子弟子图像并附传记，以图画自勉警人，达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训诫、警示目的。

       汉代两叶屏风实物和画像以河南出土最多，山东其次，辽宁再次。出土两叶屏风的汉墓和祠堂主人身份地位很高，能够确定的均为官秩二千石及以上官吏。两叶屏风的使用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平山中山国国王墓即出土有漆木实物。两叶屏风流行于东汉中晚期，两晋时期仍有使用，呈现出由辽东向高句丽传播的趋势，此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