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四个区域模式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早在20世纪末期，严文明就指出中国“各地方走向文明的道路或方式当然就有可能不大相同”。稍后笔者综合社会分化、专业分工、社会观念等多个方面，具体提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存在“北方模式”“东方模式”“中原模式”，后来还提出龙山时代的三个丧葬传统。栾丰实和李伯谦则主要从世俗与宗教或王权与神权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存在两种模式。栾丰实认为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为世俗模式，环太湖地区和燕辽地区为宗教模式；李伯谦认为仰韶是王权国家模式，红山、良渚是神权国家模式。赵辉早就认识到良渚文化宗教色彩浓厚的特殊性，后来称其为“良渚模式”；并认为“良渚模式”或“南方模式”与“北方模式”区别较大，建议以“北方模式”这个概念同时涵盖中原和北方地区。其他学者也有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中区域模式的观点。得益于诸多学者关于区域模式的持续讨论，加上20多年以来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笔者感到有必要重新讨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区域模式问题。
中华文明指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进入国家阶段的综合文化实体。考古发现表明，从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阶段或起源加速阶段，也就是距今约6000年开始，早期中国文化圈正式形成，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社会复杂化进程普遍加快。距今约5300年后社会进一步分化，距今5100年前后终于诞生了区域性早期国家，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古国”文明阶段。距今4700多年出现跨区域早期国家的雏形，距今约4000年建立真正的跨区域早期国家——夏王朝，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尽管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有着统一的文明化进程，但由于地域广大和环境多样，不同区域在丧葬方式、城邑布局、祭祀方式等方面毕竟有所差异，存在略有不同的社会观念和运作方式。笔者认为，从高等级墓葬和聚落形态来看，至少可以将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分为四个区域文明模式。其余地区迈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较晚，本文暂不涉及。
一 北方—中原模式
北方—中原模式的地理空间主要在黄河中游的华北、西北东部和中原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先后为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分布区。
该区域的社会转型从仰韶文化早期偏晚开始，至仰韶文化中期或庙底沟期社会分化明显加快。在晋陕豫交界的庙底沟类型核心区，出现几十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灵宝西坡和北阳平、渭南华州泉护村、白水下河等聚落发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建筑，偏晚还有了大中型墓葬。以情况稍清楚的西坡遗址为例，聚落中心为大型半地穴式房屋区，其中偏早阶段的大型房屋有三座，门都朝向中央广场，F105和F108的门向正好相对，F106的门向与它们垂直，显然出于有意规划。最大的F105占地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周围有回廊，装修考究。这些中心建筑可能兼具祭祀礼仪、居住议事性质，已属于宫殿式建筑。偏晚阶段出现高级别墓地，大墓面积有10余平方米，大多有二层台和放置随葬器物的脚坑，随葬可能象征军权的玉钺，但随葬器物总数仅10件左右，且多为陶明器。阔大的墓室、二层台和玉钺等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少量并不精致的陶质随葬器物形成鲜明对照，这说明重视的是墓主人的地位而非财富。成对成套的专门用于随葬的陶明器应该就是礼器，意味着真正的礼制观念的诞生。由此可以看出，中原地区拥有特殊的丧葬观念，表现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等特点，笔者曾称之为“中原模式”。
距今5300年进入仰韶文化晚期以后，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出现秦安大地湾、巩义双槐树、庆阳南佐等中心聚落。其中规模最大的南佐聚落距今5000年前后，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中部为30万平方米左右的由九座夯土台及其两重环壕组成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为“宫城”区，“宫城”中部是720余平方米的主殿F1，整体呈现出择中而居、中轴对称布局。“九台”及环壕有区隔防御功能，但“九台”可能兼具祭祀性质，圆形的北坛和东西对称的方形八坛，或许和“天圆地方”“八方九宫”等观念相联系。主殿的核心是一个直径3.2米的大火坛，推测主殿可能兼具祭祀、礼仪、议事等功能，而东西侧室则可能部分为首领人员的居室。这些体现出南佐都邑存在神权、区域王权结合且以区域王权为中心的特征。此外，大地湾聚落以宫殿式建筑F901为中心，双槐树聚落中央有成组的宫殿式建筑，也都呈现以王权为中心的特征。
距今约4500年进入龙山时代，出现襄汾陶寺、延安芦山峁、灵台桥村、清水河后城咀、神木石峁、兴县碧村、新密古城寨等大型聚落，其中最大的是陶寺和石峁城址。陶寺古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中部有10多万平方米的宫城，东部有半圆形的“天文观象台”，可能兼具祀天功能。石峁石城面积约400万平方米，中部皇城台上为宫城区，该区域出土许多骨口簧、卜骨，南护墙墙面装砌有神人兽主题石雕，当为兼具祭祀、礼仪、议事、居住等功能的空间，外城东门可能有迎日测影和祀天功能。碧村石城中部也有宫殿式建筑，东门前端的半圆形墩台可能同样具有迎日测影和祀天功能。芦山峁、后城咀核心区同样有宫殿式建筑，其中芦山峁的“宫城”区有类似南佐的中轴对称格局。新密古城寨古城核心区也有大型宫殿式建筑。这些中原龙山文化的城邑宫殿仍都体现出神权与王权结合且以区域王权为中心的特征。
龙山时代北方地区的石峁皇城台以及附近的神圪垯梁、寨山等遗址，有着墓室面积逾10平方米的大墓，这些大墓大部分有殉人，有的还殉狗，体现出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随葬器物数量不多，除个别墓葬随葬少量玉器外，大部分都只在壁龛中放置五六件带石盖的完整陶礼器。中原地区的叶县余庄、汝州煤山等遗址的较大墓葬，面积约3平方米，有二层台、木棺，有的还有殉人，随葬10～40件陶器（多为低温涂朱的陶明器），有的还随葬玉斧。北方和中原地区这些高等级墓葬以较大墓室、二层台、木棺、殉人、殉狗、玉器等表现墓主人的高贵地位，但随葬器物普遍很少，体现出“重贵轻富”的丧葬观念。陶寺早中期大墓是个例外，早期大墓面积为七八平方米，中期大墓ⅡM22面积近20平方米，原来都应有二层台和木棺，随葬大量彩绘陶器、漆木器、玉石器等珍贵物品，有的还随葬数十甚至百余副猪下颌骨。这种“富贵并重”的情况和古老的北方—中原传统有别，当为深度接纳融合东方文化的结果。不过，陶寺早期大墓还和其他中小型墓葬处在一个大的墓地，比较强调集体主义，这和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每个墓地仅有一二十座墓葬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
二 辽西模式
辽西模式的地理空间指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分布区。
该区域从距今约5800年以后的红山文化中期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在牛河梁等地涌现出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大型祭祀建筑，包括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下层的多座圆形积石冢，第一地点的“女神庙”，以及“女神庙”上部数万平方米的石砌护坡台基建筑，其与“女神庙”连接处有中轴对称布局。距今约5300年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后，坛冢规模变大、数量变少，显示出“神权”集中的趋势。比如第二地点四号冢上层偏早阶段有一对三阶圆坛（Z4B1、Z4B2），外石界桩圈直径分别约19、15米；偏晚阶段出现了以三号圆形大坛（Z3）为中心，东有方坛（Z4A）、西有方形大冢（Z2）、西部外侧有冢墓区的格局。其中三号冢坛外石界桩圈直径扩大到约22米，外、中、内石界桩圈的直径比正好是√2，被认为属于祀天的圜丘。
牛河梁第二地点的墓葬至少可以分为四个等级，级别最高的是二号冢的中心大墓M1，包括边长3.6米的石砌方形冢台和长2.2米的石砌墓室两部分。次一级别大墓是一号冢的M25、M26和二号冢的M2，均为石砌近方形墓室，边长多超过3米，南侧有多级内收台阶，墓葬底部为长方形石椁，随葬数件玉器。第三级别为长方形石砌墓葬，长度也在3米左右，没有多级台阶，其中随葬器物最多的一号冢M21有20件玉器。第四级别石砌墓葬规模更小，有的也随葬玉器。第十六地点也有一座中心大墓M4，墓圹长3.9米，随葬6件玉器。这些墓葬虽然有等级之分，但都处在祭祀区域，中心大墓甚至位于坛冢中央，而且都随葬玉器，显示墓主具有特殊的身份，很可能是不同层级的巫觋之墓，其中最高级别的大巫觋当不止一个；随葬的勾云形器、兽面牌饰、龙、龟壳、璧、双联璧等玉器，也多为祭祀所用的法器。至于随葬玉器多少与墓主身份高低并无多大关系，体现“重贵轻富”的丧葬观念。
牛河梁之外，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凌源田家沟、朝阳半拉山和内蒙古敖汉元宝山、草帽山等多处地点，也发现祭坛、积石冢和随葬玉器的墓葬，但都和牛河梁不能同日而语。红山文化晚期这些祭祀遗存彼此间或许存在联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祭祀或者神权体系，牛河梁应该是这个祭祀体系的核心。但红山文化晚期一般性聚落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尚未发现都邑性聚落及其宫室建筑等。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存在一种松散但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依靠原始宗教或者神权维持社会稳定。果真如此，红山文化的文明演进路径就确实别具特色。
三 东方模式
东方模式的地理空间主要在海岱、江淮和长江下游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有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墓葬已有明显分化，比如泰安大汶口M2005面积超过8平方米，有三层台，随葬陶器100多件，但墓地规模仍比较大，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愈加明显，墓地规模最终减小到只有一二十座，成为家族墓地。大汶口M10面积逾13平方米，随葬有玉钺、象牙筒、陶高柄杯等180多件器物。滕州岗上的四人合葬墓M1的面积超过10平方米，有三联棺和头箱、边箱，随葬陶器超过300件，而且四位墓主人均随葬玉钺。章丘焦家M152面积约12平方米，两椁一棺，随葬器物39件，包括钺、臂钏等玉器。莒县陵阳河79M17面积约15平方米，随葬器物192件，其中猪下颌骨33件。永城王庄ⅣM27面积超过17平方米，随葬陶器100多件、小件玉饰近200件。龙山文化时期最高级别的墓葬是临朐西朱封遗址的三座大墓，其中M202外室复原面积约30平方米，有二层台，内置一椁一棺一边箱，随葬器物51件（套），有刀、钺、笄等精致玉器，蛋壳高柄杯、带把杯、鼎、豆、罍等精致黑陶。以上这些墓葬规模大，大多有二层台（或三层台）、成套棺椁，随葬成套陶礼器以及珍贵的玉器、象牙器、黑陶等，其中有和权力相关的玉钺、牙束发器、獐牙、象牙器柄，与特殊身份相关的刻文陶尊、神面玉笄等，都在彰显墓主人的崇高地位，包括猪下颌骨在内的大量随葬器物则象征富有，体现出“富贵并重”的观念。
大汶口文化聚落也有明显分化，中晚期出现焦家、岗上等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址。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临淄桐林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心聚落，其中尧王城城址面积达三四百万平方米。两个文化都有不少祭祀坑，还有在山巅以玉石器祀天的习俗，只是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宫城或宫殿式建筑。考虑到墓葬方面明显的贫富分化和世俗性，推测海岱地区也应当是神权与王权结合而以区域王权为主。
江淮和长江下游地区从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社会就有分化，崧泽文化早期分化更为显著。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0的随葬器物有65件（套）之多，其中石钺5件、玉装饰品21件。含山凌家滩07M23面积逾7平方米，随葬玉石器、陶器等330件，其中仅玉器就有200件，这些玉石器下垫上盖、层层叠压、堆满墓室。98M29面积约4平方米，86件随葬器物中有52件玉器。这些大墓随葬的八角星纹玉版、玉龟壳、玉璧、玉凤鸟、玉龙、玉人等，都与祭祀占卜有关，墓主人可能为同时掌握神权和军权的首领人物。不过大量石钺并非仅象征军权，也与财富有关，可谓富贵并重。东山村、凌家滩等中心聚落虽然面积较大，凌家滩甚至达到160万平方米，还有较大规模的祭坛、祭祀坑等，但宫殿建筑的情况尚不清楚。
良渚古城的内城面积约290万平方米，加上外城总面积约630万平方米，是五千年前世界上最为宏大的城邑。古城中部是长方形的大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上面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等长方形建筑基址，每个基址面积达数千上万平方米，上有数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残基。莫角山宫殿区周围是宫庙区、粮仓池苑区、王陵及贵族墓葬区、高等级行政管理区和贵族居住区等。古城之外是瑶山、汇观山等大型祭坛，而且高等级墓葬大多安排在祭坛上面，或含以先祖配天之意。整体来看，良渚文化也是神权、王权结合而以区域王权为中心。良渚墓地也基本是一二十座墓葬的家族墓地，墓葬可分为多个级别。最大的反山M12仅随葬玉器就有647件之多，包括“琮王”、“钺王”、豪华权杖等，另有镶嵌玉件的彩绘漆盘和漆杯。琮、璧等玉器及其神人龙面纹神徽等具有祭祀沟通天地的神圣功能，“说明墓主人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首领”。
四 江汉模式
江汉模式的地理空间主要在长江中游的江汉两湖地区。该区域距今约6000年以来有大溪文化晚期、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
该区域从大溪文化晚期至油子岭文化社会分化已较为明显。油子岭文化时期建起了天门谭家岭等城址，澧县城头山城址有了150平方米带廊檐的台基式建筑。此时还出现了随葬大量陶器或猪下颌骨的富墓，如京山屈家岭M2、安乡划城岗M63随葬陶器70件以上，划城岗有的大墓中还随葬石钺；荆门龙王山M132随葬260件陶器，M11随葬154件陶器和11副猪下颌骨；雕龙碑M16随葬猪下颌骨达72副。油子岭文化墓葬总体上显示出“重富轻贵”的丧葬观念。
屈家岭文化已发现约20处土筑城址，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址主体区就有120万平方米，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区等。屈家岭遗址面积有200多万平方米，中部发现一座复原面积约600平方米的磉墩承柱带走廊大型多间建筑。澧县鸡叫城中部发现一组带回廊多室的大型木构建筑，总面积超过600平方米。祭祀遗存最有代表性的是石家河古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地点，这里分布着套接筒形器遗迹、祭坛、祭室、祭祀坑、墓葬等祭祀及相关遗存，当与祭祀祖先有关。虽然石家河城址的最高等级建筑尚未发现，但结合其他城址的材料，其很可能也是神权、王权结合并以区域王权为中心。墓葬仍然特别强调“重富轻贵”的丧葬观念。城河城北的王家塝墓地，大墓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随葬数十件陶器——多为带盖的成套明器，以及个别漆器、玉钺。邓家湾M58面积约4平方米，随葬陶器40余件。保康穆林头较大墓葬随葬三四十件陶器。城头山M425面积不到2平方米，但随葬上百件陶器，几乎布满整个墓穴。南阳盆地的黄山M77面积约6.8平方米，随葬玉钺、象牙梳、弓箭以及200多个猪下颌骨等，加上陪葬坑的猪下颌骨总数可能有400之多。
石家河文化时期之前的古城仍在使用，祭祀遗迹规模更大，发现于邓家湾、三房湾、印信台、肖家屋脊等多处，有套缸、扣缸扣碗遗迹，以及大量红陶塑、红陶杯等祭品祭器。肖家屋脊M7随葬陶器达百余件，还随葬象征军权的石钺。肖家屋脊H357出土的一件腰鼓形陶罐上，刻划有头顶有羽饰的执钺首领人物形象。由此可见，石家河文化对世俗权力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总体仍为“重富轻贵”的状况。
五 结 语
总体来看，至少从距今约6000年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到夏代晚期二里头时代之前，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大致表现出四种稍有不同的演进路径或区域模式，分别是王权中心、重贵轻富的北方—中原模式，神权中心、重贵轻富的辽西模式，王权中心、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以及王权中心、重富轻贵的江汉模式。这当中北方—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还可细分。仅从墓葬看，北方的石峁大墓等随葬器物少但成对成套，重贵轻富、井然有礼的特征更突出；中原的余庄大墓等随葬器物比较丰富，陶寺大墓更是豪华，一定程度上介于典型的北方模式、东方模式和江汉模式之间。因此，北方—中原模式可进一步区分为北方亚模式和中原亚模式。东方的海岱地区墓葬阔大、棺椁成套，随葬器物多为陶器，祭坛鲜见，偏重世俗，礼制发达；而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等，墓葬不大，多为独木棺，随葬器物盛行玉器，流行祭坛，偏重神圣。由此，东方模式可进一步区分为海岱亚模式和长江下游亚模式。此外，陇山以西的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川西北等地也可能存在其他区域模式。
中华文明化进程中尽管有区域模式，但共同演进是主流。各地普遍存在越来越明显的聚落分化、社会分化，都有手工业分工和各具特色的高级手工业制品；各地都有“敬天法祖”的“一元”宇宙观、历史观和伦理观，都有神权存在，都留下祭祀天地祖先的遗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以上共同性，连同文化上的“多支一体”格局，后来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以及整体思维、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至今的根本原因。其与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等有显著差别，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总模式。
本文原载于《文物》2025年第12期，文中注释省略。
